“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周敦颐

莲花，以其独特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令古人痴迷，他们将莲花提炼凝聚在纤细且曲折迂回的纹路里，并配以美好吉祥的寓意，赋予珍爱之物上欣赏、传世。

唐代建筑中的莲花纹饰

庆山寺博物馆，第一个展柜内展示的文物便是七蕊十二瓣莲花方砖、九蕊十二瓣莲花方砖，方砖在古代宫殿、寺庙和贵族宅邸等建筑中用于铺设地面或装饰墙壁，唐华清宫遗址同样出土了大量刻有纹饰的方砖以及柱础、瓦当等建筑材料，其中莲花纹饰材料居多，莲花纹在唐代建筑中备受青睐，或因莲花生于水中赋有 “辟火”的寓意。

唐•十六瓣七蕊莲花纹方砖

《鲁灵光殿赋》记载：“圜渊方井，反植荷蕖。”

《宋书·礼志五》记载：“殿屋之为员渊方井，兼植荷花者,以厌火祥也。”

正因如此，于以木结构建筑为主的古人观念中，具有水相特性的莲花，就是能够制服火妖、避免火灾的神奇法宝。

武周时期宗教兴盛

武则天出于兴周代唐的政治需要，整个社会信佛之风日炽，和佛教紧密联系的莲花自然成为了新宠，尤其在佛教用品上应用较多，庆山寺地宫内石门，守护释迦如来佛骨舍利的第一道屏障，在青石质地的楣门上线刻团花，正中线刻仰覆莲花座，传说佛陀即诞生在莲花之上，门楣正中的男童脚踩莲花，便是释迦降生后七步莲花的形象。

庆山寺地宫内石门

门楣

莲花圣洁、被视为佛教圣花，代表着净土，佛灭度后，需香花供养，《南史·齐武帝诸子传》记载：“有献莲华(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缶)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观无量寿经》：“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眷持金莲花，化作五百化佛来迎此人。” 

舍利宝帐

庆山寺释迦如来舍利宝帐座前两角插两件铜茎金莲花，其以金箔做成，花径9厘米，蕊芯钿绿宝石，蕊周钿珍珠，花蕾含苞待放，制作精巧惟妙惟肖。

铜茎金莲花

佛教在武周时期兴盛，而女权在也此期间得到了崛起。石门门框线刻的凤在上、龙居下，便是这一时期的政治缩影，这种时代特征也在其它出土文物上有所体现，如地宫内出土的凤首人面铜壶，富含波斯元素，学界认为是中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融合交流的见证。但对于壶腹六个高浮雕人头面却争议较大，若从当时的时代特性分析，或许北京大学林梅村老师的推断更有说服力，铜壶腹部六头神像为印度教战神塞健陀，而塞健陀是雪山女神帕尔瓦蒂和印度教主神湿婆之子，塞犍陀诞生后由六位乳母养育所以长有六个头，也称“六面天”。女性力量的含义再配上凤首龙柄、壶口莲花状的形制，这也许能证实为何一尊有使用痕迹的铜壶能进入到如此高规格的墓葬中了。

天宝崇道皇家御用

莲花纹应用的广泛化

尽管唐代对莲花纹钟爱有加，但莲花纹并非起源于唐代。依据考古资料，我国最早的莲花纹出现在西周晚期的青铜器“梁其壶”上，壶盖四周的莲瓣纹饰简单抽象。

自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传入，至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传统莲花纹不断变化发展，吸收印度佛教莲纹特点后产生新的纹样，形成繁杂饱满的风格，大量应用于佛教艺术。

到唐代，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领域表现得更加多元化，莲花纹也在唐代进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造型上开始摒弃对自然纹样的再现，展现出高度概括化、图案化、 装饰化的倾向，表现的大气雍容，花瓣舒展，颜色明艳，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动感。

在应用上也更加广泛，通过绘、刻、印、堆贴、镶嵌等各种技法，使用在丝帛、陶瓷、金银器、石刻、壁画等众多生活器物之上，也逐渐从寓意宗教、皇权，向民间世俗化发展，这从后续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像临潼博物馆馆藏的三彩三足盘（唐）、彩绘陶瓶（唐）、豆青釉刻花小瓷碗（宋）、青花鸳鸯戏莲玉壶春瓶（青），还有华清宫遗址出土的舞姬须弥座（唐）、豹斑玉盒（唐）、青釉水波游鱼莲花纹瓷碗（金）。随着莲花纹样与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融合发展，莲花纹样融合了更深层次的民族品格的集体意识与东方美学的视觉感受，展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情怀。

三彩三足盘（唐）

青花鸳鸯戏莲玉壶春瓶（青）

部分图片来源于文物陕西官方微信公众号

历史浩渺，从微小的莲花纹出发，窥探宏观的历史原貌。正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华清宫、庆山寺还有更多有趣的细节有待人们继续挖掘，历史的滚滚红尘让原本多彩的面容斑驳风化，但铅华洗净，它们兀自静谧平和，向我们娓娓诉说千百年前的故事。

文物保护中心谢湘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