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音乐历史的画卷，唐代音乐发展的繁荣图景定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音乐机构设置方面，其分工之精细，规模之宏大，技艺之高超，均非历代所能及；在音乐教习考核方面，其要求之高，制度之严，也堪为历代之首。更值得一提的是，有了音乐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亲自倡导与积极参与，因而使得整个盛唐音乐高度发展，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音乐发展鼎盛时期。纵观整个唐代音乐发展历程，我们能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唐代社会的 “政策导向”
我国历史上向来不乏爱好音乐的帝王诸侯，像周穆王、秦始皇、汉高祖、武则天等，他们都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真正像唐玄宗李隆基这样既酷爱音乐又具有极高音乐天赋和才能的皇帝，却是独一无二的。唐玄宗生于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史载其“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善八分书。”自幼便受到严格的音乐教育。唐玄宗的一生与音乐创作密切相联，如其青年时期的《龙池乐》，中年时期的《得宝子》，为悼念杨贵妃而作的《雨霖铃》等。作曲水平之高，非一般可言。在乐器方面，《唐摭言》称唐玄宗“尤爱羯鼓、横笛。”羯鼓乃是“八音之领袖”，相当于如今合奏中的“指挥”。唐玄宗演奏羯鼓最为出色，宰相宋璟赞扬他是“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技艺极为高超。此外，在宫廷音乐的排练方面，唐玄宗也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旧唐书·音乐志》载：“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起飞，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唐代宫廷音乐有了这样一位内行皇帝的亲自训练和指导，其水平其他朝代又怎么能及？！
盛唐音乐发展的过程中，唐玄宗个人的历史作用显然不可忽视。上行下效，因为他身居九五之尊，他个人的种种偏好，无疑对整个社会风气起着明显的导向作用。
唐代社会的“爱才风尚”
唐代是一个比较尊重知识、爱护人才的社会。尤其在盛唐开元天宝时期，“虽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整个社会“君臣求贤若渴，名士逢人说项。”唐玄宗尤其爱才，并大大提高了民间艺术家的地位。音乐家李龟年、舞蹈家公孙大娘以及被誉为“吴带当风”的画家吴道子，均曾侍奉宫廷左右，为时人所羡尚。“草圣”张旭和大书法家颜真卿、李邕，则均系朝廷命官。比照贞观年间，著名贤臣马周尚不耻于乐工“比肩而立，同座而食”，可见唐代艺人的地位在玄宗一朝为最高。不仅如此，唐统治者还认识到“若师体卑”，学生就“无所取则”，只有师尊，学生才能敬师勤学。为了树立师道尊严，唐代政府提高了教职官品，国子祭酒官至从三品；博士，正五品至九品；助教，从六品至九品。同时，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尊师，通过《唐律》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与控制，以确保教师的切身利益与人身安全。有了这样的爱才风尚，唐代音乐怎能不兴盛？
唐代社会的“考核制度”
唐代的音乐机构，共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前两个部门属政府的太常寺管辖，后两个部门隶属宫廷。从以下有关“大乐署”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窥见唐代音乐考核制度之一斑。大乐署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内部有若干位乐师担任教学。当时政府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成绩考核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旧唐书·职官志三》记载了大乐署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教习、考核制度：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簿，核其名数，分番上下。由此记载可知，大乐署中的考核，不仅针对学习音乐的乐人，同时也包括教导学生的乐师。对于乐师的专业业务（“课业”）每年都有一次考核，成绩会分成三等并报太常寺“礼部”。每过十年，对任教的乐师还要进行一次大考，根据其成绩优劣，决定其职务是降级、罢黜还是晋升、提拔。显然，这对于整个社会音乐教育的更好发展起了强有力的监督辅助作用，而盛唐音乐教育的高明之处也正体现于此。
唐代社会的“音乐风气”
唐代教育打破了严格的等级界限，教育面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把教育普及到了整个社会。在教育方面，唐政府曾有明确规定：“各里置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按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九百余万户推算，则全国共有乡里之学九万余所。而且在唐代，私人办学兴盛，尤其在开元天宝之际，私塾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有优势。如此种种使唐代社会的教育具有相当的普及性。《凉州行》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即是对当时音乐教育普及程度的真实描绘。此外，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下形成的“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爱乐局面，更体现了当时音乐教育所具有的全民性、普及性的一面。由此可见，唐代的音乐教育没有专门地面对宫廷贵族，也不只是培养专门的音乐人才，它是面向全社会各个阶层的。
综上所述，唐代音乐的高度繁荣，是当时社会各个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当时的“政策导向”、社会的“爱才风尚”、考核制度的“高明”以及音乐教育的“全民性和普及性”等，时至今日，对振兴我们的音乐教育事业，甚至是整个教育事业，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